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美国出50亿拉拢中国）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一队解放军战士包围了位于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市西康路18号的一所宅院。
根据当时南京市军管会发布的命令，依法解除院内人员非法持有的武装。这里是时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所，也是美国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馆。
由于南京已经解放，我人民政权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这里的美国大使馆其实就是一个摆设。
令人费解的是，国民党既已战败，南京国民政府也已迁往广州，而美国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馆却留在了解放区，大使及一应工作人员也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中国的重要性
原来自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很快形成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局面。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国共两党皆无暇顾及其他，但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从而被美苏两大阵营密切关注。
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拥有的潜力巨大，再加上二战时期为世界各国做出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在国际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对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如果能够得到我国的支持，就能带动更多国家和人民加入他们的阵营，从而提升他们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苏联不用多说，虽然此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但拉拢之心肯定是有的。
而美国呢？眼看着自己花费巨大代价扶持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一口口吃掉，再取而代之成立新的人民政府，心急如焚之下，不免有了另外的想法。
美国其实知道，想把共产党中国拉进自己一方阵营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意识形态领域相差太过悬殊，但能让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司徒雷登就是身怀这样的使命才留在南京的，于是才有了上述事件的发生。
这件事当然会引起南京市军管会的注意，且很快被反映到党中央。
我新生人民政权不承认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只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决不能对美国提出的与中共代表展开接触的请求视而不见，这不是我党一贯的做事风格，也不符合我党利益。
别了 司徒雷登
1949年5月13日上午，在之前发生过纠纷的那所宅院里，一场接触性会谈非正式展开。
之所以说是“非正式”，是因为美方代表司徒雷登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中共一方代表黄华，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这次会谈是不对外公开的，仅带有试探性质的秘密会面，也可以理解为私人会晤。
当然，这都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二人会谈围绕“美国是否能明确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和“新政权能否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等话题展开。
司徒雷登明确表态：
“美方不愿卷入中国内战，愿意逐步由援助国民党政权，改为援助新中国政权”；
“新的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按照国际法，只有在新的、有能力承担国际义务的政府组织出现之后，美方才会考虑断绝与旧政权的关系、承认新政权”。
黄华则开诚布公地表示：“组建新政府一事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方若有诚意，应首先撤出驻扎在中国境内的舰艇和海军陆战队”。
自5月13日初次会面一直到司徒雷登启程回国，除了在美军撤离青岛、上海等地一事上达成共识外，中美会谈无果而终。
为此，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宣告谈判破裂的同时，也彻底揭露了美国名为援助，实为想要干涉与控制中国的本质。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接受美国提出条件的主要原因，既使司徒雷登曾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提出过一次性援助50亿美元贷款也打动不了中国。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
三个原则定乾坤
早在1949年3月，在与司徒雷登秘密谈判之前，毛主席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它们分别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然后再一边倒。
这是早就定好的调调，美国人谈判时提出的条件恰好跟这些原则撞了个正着，当然得不到通过。
另起炉灶，是跟过去彻底划清界限，不承认民国时期的所有政策，否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特权，废除一切卖国条约。
这一条原则，几乎瞬间瓦解了自清政府以来形成的，世界列强逼迫中国签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可谓是大快人心。这是真正的扬眉吐气。
打扫完屋子再请客，是指“彻底扫除掉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残余势力，让华夏大地不再有居心叵测的牛鬼蛇神”，这就好比租界，好比外国势力培养的地下地上组织通通要被取缔。
然后才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跟世界各国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中国从此不再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国家。
然后再一边倒，是在奉行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阵营。
有人说是投靠，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不再是任何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附庸，而是独立个体和重要参与者。
当时的苏联给我国提供的贷款虽然才3亿美元，但其体制和思想相对来说，与我国最为匹配，绝大部分模式都可以用来直接模仿或者改进后加以运用，再加上苏联提供的工业、农业和军事技术，是我国最为急迫想要得到的东西。
最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相当够意思，答应的事都能做到，不像美国那样支支吾吾，摇摆不定。
抉择的机遇与风险
如果那时候我们贪图西方国家的钱财，不仅三大外交原则形同虚设，还可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进而卡住脖子，逼我们就范，到时候我们重回被殖民的命运都是有可能的，那样的中国革命无异于走上歧路，甚至回头路。
以当时的美苏实力对比，苏联明显弱于美国，如果得不到中国的加盟，苏联很可能遭遇失败，导致国际竞争失去平衡，这样既不利于世界格局的稳定，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权衡利弊之下，中国选择了加入苏联阵营。
另外，如果任由美方一强独大，世界必然会陷入被垄断的格局，一家说了算，哪里还会有公平可言？
更别说有什么公平的东西会给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中国，这对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我们极为不利。
只有发展起来的中国才能一直强大下去，一直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反过来说，持续的贫穷极有可能会让好不容易得到的胜利果实再被还回去。
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同时巧妙利用国际局势，发展壮大自己，又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合作方式，每一次重大时期的决策都非常重要，都生死攸关。
无数客观事实已经证明，我国当初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选择与苏联合作之后，我们不仅迅速增强了国力，还自始至终保有着完全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这些革命初衷得以保存才是最重要的。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发展壮大到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地步，我们距离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前苏联是一个巨人，我们就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人，比巨人看得更远，看得更清。
关于“中苏结盟在当时是不是对新中国最有利的外交抉择”这个话题，当时有不少人都在纠结，美国答应援助50亿美元，而苏联只援助3亿美元，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苏联？
要说评价外交方针的合理性，只算经济账显然是不够的，意识形态领域与生俱来的革命属性，决定了我国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我们不能刚刚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忘记阶级斗争的残酷，而与敌人把手言欢，必要的警惕永远不能少。
就拿美国来说，正因为他们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失败，才不得已转向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合作，一旦我们助其得势，其亡我之心必然再次萌生，到那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后来的苏联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因为失去警惕性，一心只图眼前利益，才上了美国的大当，从而走向解体的不归路。
美苏之间对抗的基本格局印证了“二元对立观念”的合理性，这种对立必将以不同形式长期存在下去，而且必须达到某种平衡，在平衡中求稳定，求和谐与发展，中国就是当时维护这种平衡的最合适的力量。
正当中国急于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时候，美方却对中国的新政权构成说三道四，动机非常明显，这是赤裸裸要陷中国于被殖民老路的阴谋。
而苏联能够为中国提供的不仅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军事领域的援助，更有一套早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熟悉，且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高度契合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模式。中国革命只有在联合苏联的战略方针下才能取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毛泽东主席曾在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就是基于上述因素做出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方针，至此尘埃落定。
二战过后，世界格局被重新书写，很多国家都意识到和谐的对外关系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当时，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就是苏联，多年来一直被我们称作“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我国在历经14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国内解放战争的破坏之后，需要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百废待兴的中国必须想办法跟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这个时候，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时的苏联，重工业发展十分先进，国内的很多产业相当完备，技术也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方面恰恰都是中国的弱项。
为了帮助中国迅速发展起来，苏联派了很多领域的专家来到中国，亲自指导生产，并且支援了很多的先进设备。这种手把手教的方式，是真正友谊与善意的体现。当然，苏联在资金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之前提到的那3亿美元贷款。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造起了很多的产业，据详细统计，大小项目一共一百五十多个，这些项目在当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有些项目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尾声
在建国初期与苏联的合作，是在不改变自身革命属性，同时又以一种带有连贯性的，被中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所熟悉和接受的方式进行的合作。它不同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模式，那是一种让中国老百姓极为憎恶的，导致社会不公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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