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
最近老有意思了，每天都有人倒霉。从莫言到罗翔，从大学教授到演艺明星。
前两天（7月20日），司徒雷登又倒霉了，被乌有之乡的人批判了。说他是侵略者和卖国贼。
之前是水灾，没精力没心情。今天看到“被人在网上骂的人”纷纷向河南捐款，就又想起了司徒雷登。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他。
呕心沥血办学
出于杭州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1962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和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外交家。
对于后一种身份，普罗大众的印象更深。
作为一位教育家的司徒雷登，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中国办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乞丐四处奔走，为了中国学生到处筹集办学经费。
1918年，42岁的司徒雷登领命筹建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第二年，他担任了这所大学的校长。
这就是燕京大学。
左二为司徒雷登
一开始，燕京大学规模很小，学生还不到百人，而且经费紧张。司徒雷登就在中美之间奔走，往返十次募集捐款。
有这么一例，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声明该遗产中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司徒雷登就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并在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为了争取更多遗产，司徒雷登通过老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后，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美元，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克里夫兰通过观察认为，司徒雷登是真心要办教育，于是将捐款增加了一倍，共100万美元。
但是司徒雷登还是不肯罢休，他趁热打铁，列举了燕京大学发展面临的种种困难，最终把捐款数量提高到了150万美元。
有了钱，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校址，位于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此地原是清代一位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
司徒雷登专门跑到陕西，当面说服了陈树藩。陈树藩也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了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
这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在附近购得的其他荒废园地，新燕京大学总面积较原校址扩大了数倍之多。
1929年，燕京大学新校址投用，司徒雷登十分自豪，他说：“凡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所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身体力行抗日
燕京大学名义上是教会学校，主要资金也来自教会。但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为中国人的教育，而不是单纯地为教会需求服务。
因此，司徒雷登禁止强迫学生信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学校聘请的教师也不必信教。
为了聘请好的老师，司徒雷登亲自登门拜访，高薪聘用钱玄同、费孝通、陈寅恪、郑振铎等名师。为了省钱办校，司徒雷登只领教授月薪（360银元），放弃校长工资（500银元）。
并且，作为一位美国人，他极度同情中国师生的民族救亡运动。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BA课。燕京大学的师生职工响应学联倡议，停课六周，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
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宣言。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其中就有校长司徒雷登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
会上，他说：
“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凡此种种，司徒雷登成了侵华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营救被日军寻衅拘捕的燕京大学学生，司徒雷登多次奔走，与日方周旋，保释和营救被捕的学生。
当时许多中国青年，不方便到抗战大后方，又不愿入读日本人控制的大学，纷纷报考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被告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京大学师生18人。司徒雷登也在此列。
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
日本投降后，司徒雷登重建了燕京大学。
过于理想化的外交
内战爆发前，司徒雷登被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那是一段相当复杂的历史，他的理想主义从事风格，使得他在国共双方都不受待见。
司徒雷登的外交能力，远比不上教育来得顺手。
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这是他理想主义人格的真实写照。
内战爆发后，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他写道：
“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苏联驻华大使随迁广州，但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他寄希望于新的继任者，能够解决好中美关系。
之后，司徒雷登被美国勒令立即返回美国。从此，他离开了自己和儿子的出生地，此后再也没踏上这方土地。
在外交工作的失利，完全掩盖不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巨大贡献。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燕京大学的注册学生不过万人，却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53名两院院士，以及冰心、费孝通、杨绛等文化名人。
司徒雷登，生在中国，葬在中国。为中国教育奔走，也为和平奔走（尽管失败了）。有人说，他是在假装爱中国，背后偷偷干坏事。这纯属不负责任，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说他是憋足的外交家，但他不是阴谋家。稍稍了解那段历史就会给他一个中肯的评价——他是个理想主义践行者。
如果说，司徒雷登对中国的爱是假的，他也用了一辈子假装爱中国。
反倒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假装爱中国，偷偷割韭菜。比如，前阵翻车的大V黄生。#媒体人周刊#
司徒雷登的杭州墓地
参考文献：
【1】 维基百科：司徒雷登
【2】《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内部发行
【3】《中国档案报》2011年9月26日 总第2211期 第四版
【4】自传：《在华五十年》
【5】《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马歇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
免责申明：本站所发布的文字与图片素材为非商业目的改编或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或涉及违法，请联系我们删除，如需转载请保留原文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