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校训（为何世间再无西南联大）

作者：颜方平

图片/排版/校对：循迹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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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21年4月18日，许渊冲生于江西南昌。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小对英文产生浓厚兴趣。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

虽然许渊冲考入西南联大时，这所学校刚刚成立不久（1937年9月），且教学环境极为艰苦，但由于名师荟萃，学风包容，因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杨振宁先生甚至认为它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少年许渊冲

在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名家辈出，而许渊冲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可以说，西南联合大学，这简单的六个字，却承载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传奇的故事。

西南联大的学子

西南联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却有着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不曾有过的辉煌成就，据说，西南联大短短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组成它的北大、清华、南开此前30年办学的总和。更多的毕业生则是默默地为在各自的领域耕耘，持续输出知识和生产力，即使是普通人也在平凡的人生中有这不凡的贡献。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神话？它到底了不起在哪里，而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又是怎样成长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呢？

从北平到长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清华的管理层就未雨绸缪，将学校的一些重要仪器和设备装箱运往南方，而北大的教授们还在讨论着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平民的生活是否可以一切照旧。7月下旬，经历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之后，北平的中国守军撤守，日军于8月初完全占领北平。

被炸后的南开大学思源堂

相比于北平，天津的战斗要惨烈得多，日军对天津采取了狂轰滥炸的行动，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是南开大学。之所以如此憎恨，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日军在对南开大学校园发动轰炸之前，甚至还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预告说明，破坏性巨大，侮辱性也极强。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长沙和西安分别设立两所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组成。

从北平到天津，再到长沙，并不是一段简单的路程。中国这三所顶尖学府要搬走，日本人必然千方百计阻挠，于是，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装扮成商人、农民或者北平傀儡政府的公务员，以逃避日军的盘查，稍有怀疑就会被抓走。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

到天津之后再乘船抵达上海公共租界。其中，不少教职工由于担心家属的安危，颠簸到上海或者南京之后，竟然又再返回了北京。坚持走下去的人，在上海再换长江内河轮船到汉口，再乘火车到长沙。

当时举国惶惶，原本就不充裕的公共交通运力变得尤为紧张，买不到票的师生只能原地等待，十多个小时的路程，往往都要走十多天、二十多天。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时，共有师生1452人。当年还在武汉进行了招生考试，招得新生218人。由于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临大的占比都最高，且清华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长沙布局南迁事宜，打下了基础，因此临大的实际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主导。

抗战时期大专院校内迁示意图 《中国抗日战争图鉴》 湖南人民出版社

由于条件简陋，书籍资料和仪器均不充足，教师上课只能即兴发挥，学生在长沙上课只能依靠听讲。水平高的老师，也许会被激发出创造力，但水平一般的教师就变得不知所措，总体上授课质量远远达不到战前的水平。

随着长江下游主要城市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向中国的纵深挺进，兵锋直指武汉，长沙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临大面临再次搬迁。当时，搬迁的目的地有成都、重庆、桂林、南宁、昆明等几个选择。云南由于距离日本最远，又有滇越铁路沟通国外，成为最理想的选择。

从长沙到云南

最不愿意让临大南迁的就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因为临大是长沙的一笔财富，十分有利于湖南省的发展。

他多次对校方表示，他本人有守土之责，而临大的师生亦是中华国民，同样有守土之责，且青年更应当以身作则，随时准备上战场。但知识界和中央政府则不这么看。

1952年，胡适由美来台，与老友重聚合影。图中为（前排中、右）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旳、沉昌焕。

陈诚将军对临大学生表示，国家并不缺乏当兵的青年，缺的是知识青年，不应当成为战争的炮灰。在争论声中，迁校的意见逐渐上升为主流。1938年1月，全校共有810名学生表态愿意迁往昆明，600多名不愿搬迁的学生参军、转校或者退学返回家乡。

从北平到长沙是一段艰苦的旅程，而从长沙到云南，却一点都不比前一段旅程更轻松愉快。女生和教职工主要还是乘坐火车或者轮船，但是并不能直达昆明，需要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船到越南海防，换火车到达昆明。

多次转换交通工具，且两次出入国境，这种折腾非常人能够想象。

由长沙前往昆明的两条路线 图/纪录片《西南联大》

244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则需要步行两千多公里穿越湘西、贵州和云南，带领和保护他们的是张治中将军亲自选定的黄师岳中将。旅行期间几乎要靠步行，极少有机会能够搭乘汽车。

虽然学生们从老家到北平或者天津去上学，抑或是经历了从北平南下长沙的艰难旅程，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出身于传统中国的士绅家庭，或者小资产阶级，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孩子是极少数。

从长沙跋涉到昆明，让这些孩子第一次领略了中国内陆地区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从1938年2月19日，学生们从长沙乘船沿湘江到洞庭湖，往西至沅江口，再到常德。从常德开始步行，每天走20-30公里。

途经之处，有内陆地区绵延的山脉、一望无际的田野、形似天梯的梯田，有热情招待他们食宿的淳朴农民，也有被涌入的难民挤得人满为患屋子难求的南方小城市。

徒步的旅行说起来浪漫，但实际上却极尽艰苦。不能洗澡，不能按时吃饭，生病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医治，脚上都磨出了水泡。途径的公路，不仅运送军火，也运送鸦片，学生们第一次亲身体验了，毒害国人的鸦片，竟然是支撑国人抗战到底的重要经济来源。

整整两个月的跋涉，学生旅行团终于抵达了昆明。

压力之下的大学

现在的昆明，是西南地区一大都市，而1938年的昆明，却只有15万人口，设施落后。主干道是石板路，小路是石子路或者土路，一下雨就十分泥泞。

云南省主席龙云指派昆明市长裴存藩负责为联大寻找校舍，征用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以及城市西北角的零散住房。

昆明大西门外 西南联大校址 图/纪录片《西南联大》

从北平和天津来的师生，与云南当地人之间的生活差距非常遥远。互相之间的刻板印象，外来人的高傲和云南人的自卑，加深了学生们的不适应，连学生情侣谈个恋爱手牵手接吻，都可能要被云南当地的警员抓走讯问。

如果不是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联大的积极合作，联大师生在昆明的日子要难过的多。政治对联大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早在战前，国民政府就积极寻求在政治上掌控北平的高等学府，建立一套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标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与北平学术界崇尚的自由和独立背道而驶，因此展开了多年的学术界与政治界的斗争。到了昆明，重庆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寻求驯服西南联大，通过制定规范、统一课程的方式对联大发号施令。

梁思成设计的茅草房教室

但是，战前就没能做到的事情，在战时更加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强推的课程标准遭到了联大方面的讨价还价，其关于教材、课表等设置的行政命令，联大校务委员会经常在回复教育部的回文中予以驳斥甚至冷嘲热讽。

况且，经费紧缺、校舍紧张、书本教具等一切资源都供应不足，联大也没有条件严格贯彻落实教育部的命令。教育部还想紧抓人事之权，干涉联大的教师聘用，对于教育部不认可的教授停发薪水。

龙云与蒋介石

不过云南省主席龙云却与重庆政府对着干，教育部停发薪水的教授，云南省政府会负担全部薪水。在地方政府和联大的双重压力下，重庆的教育部也不得不有所让步和屈服。

今人在谈论西南联大，往往言必称“Academic freedom”，然而联大受到的来自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是伴随始终的。联大领导虽然常常反驳或者不理会教育部的命令，但教育部的权力在联大这里也不可能完全失效。联大的领导层，几乎清一色都是国民党员，学校的各项管理政策也在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制定。

三校校长轮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

蒋梦麟甚至曾经要求，联大的领导成员和各学院院长如果还不是国民党员的，都应尽快加入。国民政府强推的政治宣传性课程，在联大也存在，其中包括孙中山的思想、蒋介石的言论，以及国民党的党义课。即使联大教授们集体抗议，这样的课也还是必须要上。

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其组织水平是完全不够格的，并无能力完全控制其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因此即使联大的领导和教授们都是国民党员，也不意味着联大就完全是“听国民党话”的大学。

联大虽然按要求设置了训导制度，由训导教官负责引导学生思想，但联大的管理层对训导处进行了较大的干预和协调，使之尽可能地去政治化。联大训导处训导长由查良钊担任，他的族弟穆旦（查良铮）正在联大任教。在查良钊的领导下，训导教官们尽量柔性地开展工作。

这一切都有赖于蒋梦麟、梅贻琦这两位校长与政界的周旋，联大有听从政府指示的一面，同时也以部分听从换取另外一部分不听从，在压力中维持微妙的平衡。

三种精神的结合

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自然而然地继承并综合了三所学校的校风。虽然总体上民国时期的优秀大学都比较重视Academic freedom、尊重教育规律，但三所学校各有区别。

清华大学校训

南开大学校训

西南联大校训

北京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反传统的学术明星，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顾颉刚、辜鸿铭，北大的学生大多也比较孤傲清高；清华大学为最早为培养留美学生而办，学校遍布西方式现代化生活习惯，培养了师生近似西方工业社会中的公共性和秩序性，与一盘散沙似的中式农业文明迥然不同；南开作为私立大学，学生中来自富裕士绅和早期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比例最高，生活方式更为精致。

三校合并组成联大之后，虽然互相之间也有过矛盾冲突，但联大最大限度的继承了三所大学各自的优势，北大的自由、清华的秩序、南开的精致，在联大有机结合。

三所学校在学术上各自的优势也在联大形成互补，使得薄弱环节得以加强。

清华率先聘用留美深造归来的本校毕业生，让清华在理科和工科方面能够紧跟世界学术前沿，北大始终是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执牛耳者，南开则在经济学和商学方面拥有优势。

西南联大实验室

联大的学生在一、二年级，都要接受通识教育，然后才能升入更高年级进行专业学习。清华取法美国的学术等级制度成为了联大的制度。

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相继离开昆明，常驻重庆，把联大管理的主导权几乎全部让给了清华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全权领导学校，张伯苓和蒋梦麟则在重庆政界施加影响，帮助梅贻琦。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毕业于南开中学，正是张伯苓的学生。

因此清华的精神，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南开，这恐怕也是西南联大能够整合三所学校，不至引发冲突，反而能够发扬光大的内在原因之一吧。

西南联大图书馆

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学校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大不如从前。如同样由华北几所大学合并设立的西北联大，就面临办学经费缺乏的严重问题，进而导致师资评聘不易、科学研究氛围不浓等。

这也导致了西北联大的成就和名声远逊于西南联大。而西南联大则拥有清华大学这个“小金库”，因为清华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退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设立西南联大之后，清华的经费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北大和南开。

大师的力量

在西南联大，一切都要从简，包括老师上课。而正是一切从简，反而让学校的教育质量变得出奇地高。

由于学校无法像战前体制完备的时期一样来开展教授选聘和课程评价，所有的教授都必须讲授基础课程。

1946年5月3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国文基础课，授课的是闻一多、陈梦家、刘文典；英文课，授课的是钱钟书、吴宓、卞之琳；中国通史有陈寅恪、郑天挺、钱穆。理工科的基础知识，也都由叶企孙、赵忠尧、周培源、杨武之、曾昭抡等执教。大师教授基础课，同时也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一贯的教育思想。

大师们在教授基础课程的同时，还能够博采众长、触类旁通，把他们最深刻的观点、最前沿的研究，在基础课上就提前对学生施加影响，培养学生对于深入学习专业的兴趣。

例如陈寅恪在隋唐史课上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为什么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会被人们认为是“大师”呢？除了他们本人天赋异禀、成果丰硕之外，也不得不细考大师们的学术经历。

联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个人没有国外留学经历，他们基本都取得了欧美大学的学位，绝大多数教授都能够熟练使用英文交流。联大的学生在教授们的影响下，也非常重视英文学习，很多学生使用双语做笔记，条件允许的话还会使用美国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教授们大多出身于传统中国士绅知识分子家庭，身上还带有十足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精神，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例如经济学家陈岱孙是清华和美国联合培养的人才，他非常重视让学生了解本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保有中国传统的公平正义观念，认为应当在大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学的同时，注重在分配上避免贫富悬殊。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的华罗庚

由于师资力量雄厚，西南联大的理科课程比战前三所学校都大大丰富。担任基础课的师资非常充足，教授们可以结合各自的专场分别开设更细化的专业课程。

华罗庚、姜立夫等著名数学家给联大打下了雄厚的数学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与数学最为接近的理论物理学，吴大猷、杨武之、赵忠尧、周培源等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物理研究，让当时中国的理论物理水平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

杨振宁、李政道就是在联大理论物理的兴盛氛围中受到训练，最终在美国取得了辉煌成就。

外向型教育

西南联大8年，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这当中固然有联大集北大、清华、南开的精华于一身，师资力量极其雄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是外向型教育。而联大外向的源头，要归结于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的特殊“身世”，尤其是清华。

清华大学本是留美学生预科班，专为培养学生留美而设立，其经费来源也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可以说，最早的清华大学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就是出国留学。

部分首批庚款留美生名单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留美优秀毕业生回国执教，清华已经逐渐褪去了专为培养学生留学而办的办学色彩，但是清华的优秀毕业生都要出国深造一直是惯例。

到了西南联大，这一现象依然十分普遍。西南联大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中，有中科院院士80人，其中只有18人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工程院院士10人，只有3人没有出国留学经历；外籍院士4人，分别是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都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型科学家。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成为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的优秀人才，在各行各业贡献他们的才华，其中大量的人才也都在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到欧美水平更高的顶尖大学深造过。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学生出国留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梅贻琦校长视察教室施工情况

首先是抗战时期中国加入了同盟国阵营，与美国、英国等同盟国的关系比较亲密，同盟国对中国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力，为中国培养人才就是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美国、英国等国家对于接收中国留学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第二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主要来自富裕的士绅和城市资产阶级或者旧军阀及国民党官僚阶层，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富裕，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在投入子女的教育。

第三是西南联大的国际化教学模式，使用留洋归来的教授，甚至直接聘请外国教授，重要的课程用英文授课、使用英文教材，让学生能够尽可能近距离地接触西方教育的模式，同时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最新进展。

正是在这种外向型教育模式的催化下，西南联大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巅峰。

总结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能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神话？它到底了不起在哪里，而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又是怎样成长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呢？

历来人们谈论西南联大，总离不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过度赞誉，如“Academic freedom”，似乎成为民国大学的象征。

其实，事实远非如此。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温床，但自从国民党员蒋梦麟担任校长之后，北大开始远离政治漩涡，蒋梦麟对于北大的政治运动也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压制，以求与政界保持微妙的平衡。梅贻琦、张伯苓也各自在清华和南开作类似的努力，而南开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反日运动的先锋，张伯苓的压力尤其巨大。

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政界对大学的控制和压力有增无减。从民国时期的高考制度开始，中国大学主要都采取自主招生的模式招生，国民政府数次要求统一招生考试，建立类似如今“高考”的评价体系，减少大学在招生中的评价权重，但由于局势的动荡，一直没能成功。

但抗战开始之后，全国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国民政府主导建立了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大学的招生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强制统一了。在西南联大开展的有关国民党的政治理论、纲领、领袖思想的课程教育，相比战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一切都可以体现出，西南联大的政治干预一点都不少。

在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这三位既是教育家、又是政治家的校长领导下，西南联大与政府的关系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既对政治干预学校做了妥协，又坚持原则，不让政治过度干预，这才有了教授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安心治学。这才是大学校长应该做的事情。

纵观西南联大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把西南联大的成功归结为优秀的基因、传奇的经历、外向的模式。

优秀的基因，是指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精神，被西南联大完整继承，并取长补短、发扬光大；传奇的经历，是大学南迁的艰苦卓绝，和抗战中办学的勉力维持，让师生们看到了象牙塔之外的现实，让他们真正懂得国家坚持办教育的目的，让学生们有了奋斗的动力和目标；而外向的模式则尤为可贵，在一个千疮百孔积贫积弱的国家，学术界既没有盲目排外，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积极融入国际学术前沿，努力做国际化的教育，办国际化的大学。

而这一点正是未来几十年、近百年，我国高等教育所缺失的东西。

如今的大学也谈“对外开放”、“国际化”，但这里的“外”却与西南联大时期不同。西南联大时期的“外”指的是方向，而现在谈的“外”则是对象，以为多一些外国留学生就等于“国际化”了，而实际的办学过程却还是内向的、封闭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南联大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巅峰，前无古人，后也无来者。

以上剧照来自纪录片《9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