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学报（李思清）

民国学者眼中的近代文学，散文所占的比重很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论近代文学，不计“绪论”和“编首”，仅统计“上编”和“下编”，则散文部分所占篇幅达到总篇幅的73%。[1]我们今日对近代散文的研究，成绩固然十分可观，但客观来说，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数量，比从事诗词和小说研究的学者要少，与近代散文发展的实际成绩不很相称。[2]这不仅意味着散文文体的重要性被弱化，也表明我们对近代文学各个文类的研究不够均衡。

近代散文所包罗的文章类型，其层次之多、范围之广，前人早有论述。钱基博将近代的“古文学”分文、诗、词、曲四类。文之下又分三类，即魏晋文、骈文、散文。钱基博所论的“新文学”，也几乎全是散文，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民体”，严复、章士钊的“逻辑文”和胡适、周树人等的“白话文”。陈子展论近代文学，亦重视古文、散文。他将诗、词、曲、小说以外的其他文体（即广义散文）分八股文、桐城派文、骈文、魏晋文，以及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创体的时务文学、报章文学，另有章士钊等的政论文学。[3]陈子展又称严复、林纾的翻译文学为“译书文”，称章炳麟之文为“述学文”。[4]以上又统称“文言的散文”，陈子展认为：“由古文以至新文体”之变迁乃是近代散文发展的趋势。[5]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又有“白话文”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衡派”之文、“甲寅派”之文。陈子展说：“散文的应用很广，译书，论政，述学，抒情，那一种不用散文？”他对白话散文有很高的评价：“赵景深氏曾说散文不大发达，其实不严格的说起来，散文很发达，成绩比较也很好。”[6]周作文论清代、近代文学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谈及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梁启超文之异同及嬗变，认为“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7]近代散文又有前代散文所未有的新变，如“译书文”以及近代士人的使西日记、海外纪程之类，均是中西对话的见证。其意义既是文学史的，也是思想史的。不少学者已在细究近代士人在面对西方、描述西方时的文体选择与建树，阐发游记、日记等散文文体相较于其他文体的特性与价值。[8]

以上提到的这些文体或文类，均属我们今天所说的广义散文。除此之外，近代的赋、日记、游记、序跋、尺牍、文话、笔记、碑志等，也是“散文”。就连习惯上被视为诗史、词史文献的“诗话”、“词话”，所谈固为诗、词，可又何尝不是采取了散文的体式？我们回顾2017年度的近代散文研究，自然要兼顾散文概念的广、狭二义。既强调散文概念的高度涵括性，这种涵括性是近百年来已成共识的学术传统，也是散文史研究之要义。当然也要尊重各体散文的特殊性，通过渊源脉络之辨析，以呈现近代散文史及散文研究史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一、散文研究的地域、流派、群体视角

当前有关近代散文的研究，较多从地域、流派、人物群体等角度展开。尤以桐城派古文、桐城人物群体的研究最为活跃。有关桐城派及桐城文章之研究，其取径堪称多途。有从文体入，有从流派入，有从思潮入，这些皆可谓之本体研究。文学研究者之研究桐城派，更关注桐城派这一“本体”之文学层面。

吴微指出，姚鼐秉承方苞《古文约选》的古文理念，汲取了方苞将诗文分途的考量，尊崇六经、《语》、《孟》、《左》、《史》诸家为古文正宗和写作楷模；并进一步地将文体归并为十三类，简单明了。另一方面，又扩大古文堂庑，援入“辞赋”一类，重视诗词歌赋的审美价值。但从文体角度来讲，“古文辞”只是姚鼐将“古文”与“辞赋”并联而成的教科书之书名，“古文”的内涵并未因此而扩容。此举既旨在纠偏，也反映其文体自觉与融通之意。[9]

王达敏通过文献爬梳，勾勒出以北京大学为舞台的桐城人物群像，论及近代以来桐城派及其后学百余人，认为桐城学人与北大“互相映发，互相成就”，文化贡献卓越。[10]王达敏另撰有桐城派学者李诚年谱。[11]汪孔丰从家族、婚姻角度分析麻溪姚氏，撰成《姚鼐家族弟子群考述》[12]、《清代桐城文化家族的姻娅网络及其文化特征——以麻溪姚氏为中心》[13]等文。前文将姚鼐门下姚氏家族弟子分为四类；后文分析了姚氏家族与各当地其他家族之间的联姻特点及意义。

也有学者通过桐城人物所编纂的文学选本，来考察桐城人物的文学观。，《汉碑文范》是吴闿生编选的断代碑文选本，在选本序例及选文评点中，吴闿生分析了汉碑在文法、文辞、风格等体式方面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碑文的影响，凸显了汉碑作为碑体之源所具有的文章典范价值。杨新平指出，吴闿生评点汉碑艺术风格时，既有对前人碑文风格观的承续，又有突破前人之处，前者表现为对“简”的推重，后者体现为对“雄”的崇尚。重“简”，主要出于对碑文固有风格的发扬，也与他对碑铭文体特点的认识有关。吴闿生从文章学的角度选辑汉碑，既从宏观上辨析碑体源流，更从微观细部品评汉碑文法、文辞、风格等体式特点及其对后世碑文的影响，一改宋代以来汉碑研究中的金石学传统，并力纠历代文章之士轻视汉碑的偏颇，体现了奉汉碑为圭臬的文章学思想。[14]

吴微从文学与外部世界即桐城文章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学术之关系等角度切入，勾勒桐城文章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历史关联。吴微指出，“纵览二百年桐城，无论是姚鼐之立派，还是曾国藩之‘中兴’，桐城文章不仅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息息相关，其‘神理气味’透视出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合一的正宗、正统的‘大雅’之光”。桐城文章又能因时而变、适时调整，接引西学与新学，在审美及应用层面均有新变，实现了古文的“扩容”与“转型”。而孔孟之道、圣贤精神不只滋养了文章，也濡养着桐城文人的“清纯人格、凛然气节和济世人文精神”。[15]张秀玉《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则体现了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即从物质生活、经济收入等角度研究一个文学流派。[16]

潘静如结合张佩纶与范当世二人的交谊分析桐城派的“北传”现象，则体现了流派与地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17]一旦流派或群体成员获得了某种特定的官方位置或话语优势，地域和流派因素又会转化为壮大文派声势的无形力量。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的记载即是一例。因为总纂官陈用光系桐城派传人。戚学民通过分析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的记载，揭示了桐城学者被作为正统写入国史的过程。《文苑传》有关桐城古文的论述，适应了清廷“崇程朱、重学术、好淳正”的文体偏好，从中可见清代“古文”发展的线索。[18]另外，邢海霞回顾了1920年代以来有关桐城派序跋的研究史，[19]这番回顾有助于就桐城文章中的序跋一体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二、文体与范畴：近代散文史研究的理论视野

有关散文的概念或范畴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尤其是“古文”、“古文辞”、“骈文”、“辞赋”等提法，由于使用的时代、语境、各人的文学主张与理论视野等不同，故其内涵、外延及相互关系都值得仔细分疏和辨析。范畴辨析和概念史梳理也是呈现文体自身发展脉络的有效方式。这些辨析和梳理，有时体现为一种考据性的追根溯源，有时体现为理论性的文学史阐释或思想史生发。前者依靠扎实的文献工夫，后者则有赖于各种前沿理论的支撑和文学史观的更新。

吕双伟通过梳理“骈文”、“辞赋”二者在清代的用法，指出清代骈文超越了唐宋元明的“四六”概念，将诗词曲之外的各类骈偶文章包括辞赋纳入其中，实现了对辞赋的扩容与融合。[20]据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所记，孙德谦谓“说理散不如骈”，赵益认为，“说理散不如骈”命题涉及骈散问题的核心。该命题有三个基本前提：（1）文章叙事、说理重心有别；（2）文章体性不同效果各异；（3）说理之“理”偏指“玄理”。骈文之所以擅言“玄理”，盖因其排偶的形式特性及其规约的二元结构产生出一种深层表达机制——“并行背出、同时合观”，这有助于理论探讨时对概念进行定义；而骈文的“用事”特性，又以其“扩展性”和“互文性”的高度融合进一步加强了说理能力。这种“某一文体在某种内容的表达上不如另一种文体”命题的核心内涵，就在于它逻辑地指向了特定文体的形式所规约的结构以及由此生成的深层表达机制，彰显出“形式”在文体问题上的本原性。[21]

杨旭辉将清人骈文理论的诸多发明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奇偶适变”的对称之美及传统辩证思维；二，“托思言表，潜神旨里”的典故稠度与情感隐喻；三，“上抗下坠，潜气内转”所体现的密丽文辞以及行文和声情的流动之美。[22]王荣林认为，“上抗下坠、潜气内转”这一说法，反映了骈文的审美理论。该说出自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孙德谦《六朝丽指》加以生发。孙德谦工于骈文之学，和李详并称为“孙李”。其《六朝丽指》有云：“李申耆先生《骈体文钞》以六朝为断，盖使人知骈偶之文，当师法六朝也。其中六朝名篇，搜采殆尽。余三十之年，喜读此书，始则玩其词藻耳，久之乃觉六朝文字，其开合变化，有令人不可探索者。顾其时心能喻之，而口不能道，但识其文之隽妙而已。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骈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盖余初读六朝文，往往见其上下文气似不相接，而又若作转，不解其故，得此说乃恍然也。”所谓“上抗下坠，潜气内转”，均有音乐有关系。孙德谦对骈文中虚字的使用和骈文文气“断”与“转”变化有详细的阐述，明确和丰富了“潜气内转”的理论价值，有助于加深对骈文尤其是六朝骈文之审美特质的认识。[23]

陈曙雯剖析了诂经精舍、学海堂这两所专课经古学的新型汉学书院对骈文发展的影响。[24]鲁小俊以清代的书院课艺总集为中心，分析清代书院考课与八股文发展之关系。[25]卞东波通过对清代骈文选本的考察，归纳了清代的骈文新风。他分析了姚燮所编《皇朝骈文类苑》的编选特色，认为《类苑》将入选的清代骈文分为15 类，每类一卷，其特色在于分类，这与其他清人骈文总集不同。从编排分类来看，受李兆洛《骈体文钞》影响较大，亦以吴鼒《八家四六五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为主要资料来源，对后者的参考尤多。[26]

蔡德龙的骈文文话研究和论文绝句研究，均涉及骈文理论和散文理论。他考察了大约编纂于1915-1919 年间的《骈文丛话》，认为作者郑好事之所以在民国初年编纂此书，是“不满于民国初年小说雄踞文坛、骈文乏人问津的现实，意在保存国粹”。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在文学批评史上较早地提出了‘骈文学’的概念”，在时间上要早于李审言《骈文学自序》（1927 年撰）和刘麟生《骈文学》（1934 年出版）；作者还将“古文”概念重新阐释，强调“古文”之“古”的时间意义，即“古文”是“古代的、旧时的文章”，是与“今文”相对的概念，而非与骈文相对。这使得“骈文”被纳入“古文”范畴，提高了骈体文章的地位。[27]清代论诗绝句，论词绝句、论曲绝句均为数不少，论文绝句却不常见。蔡德龙指出，在他所查考到的15种781首论文绝句中，徐湘潭《论文绝句一百七十五首》是创制较早、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一种。徐湘潭将绝句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文体，提出了不少新颖有价值的文章学概念。[28]

蔡德龙另出版有《清代文话研究》一书，该书第六章讨论了平步青的《国朝文棷题辞》。蔡德龙对“文话”、“论文绝句”的研究，体现了文章学和文论史的视野。中国传统文章学体现为不同的著述体式，如序跋、书信、评点、选本等，文话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但是有关文话的研究却相对滞后，“随着近代西洋文学观念的输入，相当数量的传统文章因不符合西方纯文学审美标准而被划入非文学范畴，文章在诸种文体之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文章研究一直不如诗、词繁荣，处于较边缘的状态，而研究文章的文话也随之备受冷落，罕有学者问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29]据蔡德龙统计，清代文话著作当在200种以上，而文话又有广、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古文话、四六话、制艺话，后者指专指古文话。[30]

黄霖主持的民国“话体文学”研究课题，近两年来成果颇多。除李德强《近代报刊诗话研究（1870-1919）》等书外，今年还出版论文集《民国旧体文论与文学研究》（黄霖主编）[31]，收入近年有关民国话体文学、旧体文学的论文。黄霖指出，“所谓话体，就如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说话一类形式独特、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著作”（该书《前言》）。因民国间从事话体文学写作的队伍中，以清遗民、光宣文人、旧派文人等为代表，故书中不少论文也涉及近代的文话。

肖虹从公牍学角度分析了李兆洛的“公文观”。李兆洛因“骈散同源”的通融之学为世人所熟知，这种通融观同样也渗透在李兆洛的公文理论中。李兆洛认为公文写作不应失去原有的神理而走向模式化，创作者的个人积累对公文写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首先要在个人修养上下功夫。在公文的骈散之争上则持有骈散通用的观点，重视不同公文文种间的写作差别，也看到同类型公文间相互通用的写作方式，在公文之审美上则讲究义理、气格与辞藻之间的平衡，追求理足、气足与意足。[32]

三、考证与诠释：有关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

谭家健《新加坡近代骈文举隅》则介绍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发表的七篇骈体文，认为这些骈文艺术水平较高，“对仗整齐，用典贴切，语言华美”，“反映了那个时期新加坡的社会面貌，包括商业、文学、讲学等活动”。[33]

左鹏军将曾国藩置于近代中国文体观与文体演变的脉络中加以讨论，认为曾氏强调文学与世变相因、提倡“经济”之学，继承古文阳刚与阴柔学说并将其与文章风格类型、变化发展观念结合，关注古文文体功能特征，主张骈散相济、奇偶结合，关注应用文体的形态功能，主张在积理极富的基础上追求修辞立诚，强调诗文声调和谐之美，反映了曾国藩及其同道者继承传统、适度求变的稳健姿态。[34]左鹏军还考察了曾国藩的治兵诗文等通俗写作，认为这些以军事教育、军纪要求、鼓舞士气为中心内容、以通俗七言军歌、营规与营制公文、晓谕与劝诫公文三种文体为表现形式的通俗诗文，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白话化、口语化、民间化趋势。[35]

丁恩全探讨了何家琪与桐城派的渊源。何家琪推崇《左传》《史记》、唐宋八家、归方刘姚，接受了桐城派言有物有序的理论，又清楚桐城派理论之不足，不为门户之见拘束；他的“不为无关系之文”以及与此相关的性情论，体现了桐城派文章理论的转型。[36]曾国藩与梅曾亮有直接交往，谢海林考察了曾、梅关系，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曾国藩的性格志趣和古文观念。[37]李刚己是吴汝纶、范当世、贺涛的得意弟子，于广杰认为他作为桐城派重心北移后培养的畿辅本土文士，在“莲池学派”第四代古文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38]

吕双伟讨论了王闿运在骈文创作、曾国藩在骈文批评方面的成就。清代骈文号称“复兴”，但骈文作家集中在江浙地区。到晚清，在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影响和带动下，骈文创作和骈文批评迅速发展，涌现了周寿昌、李元度、王闿运、皮锡瑞、易顺鼎、王先谦等骈文名家。吕双伟认为，曾国藩是湖湘最早对骈文加以批评的人，他不因体废文，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对骈文文体属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论，开启了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先河。[39]关于王闿运，吕双伟指出，他既是晚清湖湘诗派领袖，还倡为汉魏六朝骈文，其骈文内容丰富，体类多样。序、赋、书、启、颂、诔、祭吊等兼工，这不仅是他浸淫汉魏诗文及史传的反映，也是思兼单复、骈散交融思想的体现，也是嘉道以来文学思想走向融通，文坛流行汉魏骈散不分之文的结果。[40]

诸雨辰注意到，不拘骈散、务为有用是梁章钜对骈散之争的基本态度。所以如此，实是出于对今文经学之“处士横议”的不满，意在维护国家秩序、反对权力下移。[41]梁章钜在道光朝已身处高位，故其观点与魏源、包世臣等中下层官员相较偏于保守。

收于《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及《新编汪中集》的《文宗阁杂记》，作者原署汪中。王培军逐条检核全书172 条笔记，发现均由他书抄来，亦与汪中生平为学及持论不合，即使为读书笔记，亦非出汪中之手，可断为近代书贾所托名的伪书。[42]钟涛《中国古代骈文集书目辑录》一文，著录了宋代至清末间的骈文总集114种，骈文别集175种，其中近代作品所占篇幅较大。[43]继《李慈铭年谱》出版[44]之后，张桂丽又自《越缦堂日记》中辑出十四篇文章，并有简释。[45]

四、“近代”、“中西”、“白话”：有关散文的新变研究

近代散文之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其新变史。新变研究，乃是近代散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曾国藩及曾门弟子的湘乡派古文乃是桐城古文之新变，是为因时而变；报章文、政论文、译书文、白话文等是散文之新变，是为载体、话题、语体之变；域外游记、使西日记等亦是散文之新变，是为时地之变、国势之变、世事之变。2017年，在有关近代散文新变的研究中，陈恩维和杨汤琛是两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其研究富有新意。付祥喜和孟庆澍的研究也体现出敏锐和深度。

陈恩维《传统论说文的现代性起点——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论说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将早期新教传教士所写的论说文纳入中文文体史的视野内加以论析。体现了传教士研究、期刊研究、文体研究的融合。陈恩维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的大量论说文，以“说明白外国事情”为总纲，给中国人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感的重大论题，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文集之文的言说方式。它们“和合”了中国传统论说文、西方论说文、《圣经》、早期传教士汉文著作以及18-19世纪西方散文、小说的体式，使传统论说文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文体发展资源。[46]

晚清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进入欧西世界，见闻所及，笔之于书，留下了一批游记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欧美世界的总体认识，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这类作品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特有的新鲜文字，也是近年来近代散文研究的热点之一。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将晚清出使日记、笔记和诗歌视为一种“行旅写作”，在对中古时期和晚清中国人“观看”、接受和再现世界（异域、他者）的方式加以对比，由此观察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以及两个时代中的人物面对时代巨变的不同反应。[47]杨汤琛从行旅、西方、想象三个层面分析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他认为，“行旅”是晚清域外游记之现代性发生的行动因素，是书写主体与西方客体发生具体关联的必要条件；“西方”是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游记书写所面临的客体对象；“想象”是有效把握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之发生的切入方式，也是游记书写者所呈现的精神主体。三者相互勾连，立体地构成了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研究的逻辑基点。[48]

晚清民初，“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逐渐分途。梁启超于1897 年把文章区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觉世之文”受到梁启超的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主张“文学之文”重于“应用之文”。付祥喜认为，陈独秀这一思想是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他以是否有修辞要求（“美感”）作为标准将文学划分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这标志着“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正式分途，从此原有的文学体系被打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将随之更改、重组。可又难免陷入既偏重“文学之文”又要利用新文学（“文学之文”）来推广和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尴尬。此后，为实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概念对接，不惜过滤了一部分骈散文。[49]

孟庆澍考察了章土钊的“甲寅文体”与唐宋古文、桐城派古文以及八股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晚清以降文言政论文从宣传政见渐渐走上辨疑析理，其深度、广度、逻辑性、严密性都有增强，标志着古文传统在清末民初的新变。表现在：推崇柳文精致的修辞技巧，但有着混杂的语汇和西化的句法；认同桐城派的“雅洁”之说，却突破了文言不宜说理的限制，写出了桐城派力所不及的大文章；存有八股时文的遗风，在精神上却反对八股文；采纳骈文的成分，但是服务于散体。[50]

五、会议、出版及其他

郭英德、张德建主编的散文研究集刊《斯文》今年推出第一、二两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莫道才主编的《骈文研究》集刊第一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骈文学会、湖南师大文学院等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骈文学会年会七月在长沙召开，会上有谭家健考论晚清民国湖湘骈文名家，陈松青讨论易顺鼎辞赋、骈文。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办，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承办的“桐城派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十月在安徽桐城召开。

曹虹编《省思与突破——第四届骈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此书系2015年10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骈文学会年会上的论文之结集。书中收入的《清代骈文史上的六朝风》（曹虹）、《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吕双伟）、《传统审美、思维视野下的骈文修辞美感特质——由李兆洛的骈文理论说起》（杨旭辉）、《谭献和翁同书〈骈体文钞〉评点考论》（钟涛）、《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文学批评建树》（路海洋）、《黄侃〈曹子建《洛神赋》识语〉考》（杨焄）等文，各从文体史、风格史、思想史、批评史等角度考察近代骈文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文献与人物。[51]

李今主编《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第一辑四卷于本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所录起1894年，终1910年，由李今主编、罗文军编注，是对汉译文学单行本序跋、引言、评语等的收录和整理。

近代翻译文学中的传记文学，既包括那些由外语译为中文的传记，也包括外国人用中文撰写的传记。这些传记也是近代散文的一部分。张晓所编的《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52]是一部较完完备的工具书，收录翻译传记类文献181条，胡燕《〈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传记类文献补正》一文利用《中国古籍总目》《西学书目答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等目录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各地图书馆馆藏文献和《中外日报》等报刊所载译传出版广告等资料，新辑得翻译传记文献条目149条，并考证了部分条目缺漏的原作者、源文本、出版年等信息。[53]

以上只是就我个人阅读到的散文研究著述，勉力所做的一份总结。遗漏肯定很多，归纳也不够准确，更没有能力做专深的评价和分析。不足、不当之处，恳请方家补正。而且，本文所谈的这些成果，在研究者个人的心目中，有些是标准、纯粹的散文研究，有些则并不以散文研究为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既然秉持广义散文的框架，这些研究成果自然也是散文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据一九三六年增订版统计。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5月版。

[2] 作此判断，乃是基于本人为执笔撰写《2015年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综述》、《2016年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综述》、《2017年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综述》等文而检索阅读近三年相关著述和论文所得的大体印象。各篇综述均刊载于中国文学年鉴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年鉴》。

[3]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0、76页。

[4]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98、202页。

[5]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14页。

[6]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27页。

[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4页。

[8] 田晓菲即曾在文本传统的背景下讨论近代文人游客的海外游记，例如王韬的《漫游随录》、张德彝的七部海外日记等，以此为基础分析这些文字在遭遇“异域”时的“言说修辞”，以及他们在记录行程时兼用散文、诗歌两种体式的缘由。参见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0月版。另有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汪太伟《西洋借镜与东洋唱和——黎庶昌“使外文学”创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汪文娟《跨文化视野下晚清中国人欧美游记研究》（广陵书社2016年6月版）、吴微《西洋形象的重构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黎庶昌〈西洋杂志〉“舆地之学”的文学书写》（《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6期）等，可参。

[9] 吴微：《从“古文”到“古文辞”：姚鼐的文体自觉与文体融通》，《斯文》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版。

[10] 王达敏：《桐城派与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6期。

[11] 王达敏：《桐城派学者李诚先生年谱初编（1906-1949年）》，《斯文》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版。

[12]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2期。

[13]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4期。

[14] 杨新平：《从金石学到文章学——吴闿生〈汉碑文范〉选评思想发微》，《西北大学学报》2017年4期。

[15] 吴微：《正宗正派与变风变雅——桐城古文与孔孟之道》，《中国散文研究集刊》第7辑，韩国中国散文学会2017年12月30日出版。

[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17] 潘静如：《张佩纶、范当世交谊考略——兼及近代文学史上的“桐城派北传”现象》，《诗书画》2017年2期。

[18] 戚学民：《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4期。

[19] 邢海霞：《桐城派序跋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天中学刊》2017年2期。

[20] 吕双伟：《清代骈文对辞赋的扩容》，《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4期。

[21] 赵益：《孙德谦“说理散不如骈”申论——兼论骈文的深层表达机制》，《文学评论》2017年4期。

[22] 杨旭辉：《传统审美思维视野下的清代骈文理论与骈文修辞美感特质》，《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1期。

[23] 王荣林：《孙德谦论“潜气内转”述评》，《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4期。

[24] 陈曙雯：《经古学与19世纪书院骈文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3期。

[25] 鲁小俊：《书院考课与八股文——以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6期。

[26] 卞东波：《〈皇朝骈文类苑〉的编选特色与清代的骈文新风》，《暨南学报》2017年1期。

[27] 蔡德龙：《〈骈文丛话〉：“骈文学”的初步构建与骈文特征的系统总结》，《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4期。

[28] 蔡德龙：《论文绝句的创制与散文史的构建——徐湘潭〈论文绝句一百七十五首〉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1期。

[29] 蔡德龙：《清代文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6页。

[30] 蔡德龙：《清代文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2、10-11页。

[31] 凤凰出版社2017年4月版。

[32] 肖虹：《李兆洛的“公文观”》，《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4期。

[33] 莫道才主编：《骈文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34] 左鹏军：《曾国藩的诗文理论观念及其近代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4期。

[35] 左鹏军：《曾国藩治兵诗文的创作意图与文体新变》，《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3期；左鹏军：《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与文体创新意识》，《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6期。

[36] 丁恩全：《论晚清何家琪以性情展现为中心的文章学》，《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1期。

[37] 谢海林：《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4期。

[38] 于广杰：《李刚己的诗文创作与文艺思想》，《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6期。

[39] 吕双伟：《曾国藩与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崛起》，《文学评论》2017年6期。

[40] 吕双伟：《思兼单复与汉魏文风：王闿运骈文综论》，《斯文》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版。

[41] 诸雨辰：《不拘骈散　务为有用——梁章钜文论的现实批判》，《明清文学与文献》第六辑，杜桂萍、陈才训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42] 《复旦学报》2017年5期。

[43] 莫道才主编：《骈文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44] 张桂丽：《李慈铭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8月版。

[45] 张桂丽：《李慈铭遗文辑释》，《暨南史学》2017年1期。

[46] 《文学遗产》2017年6期。

[4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48] 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研究的逻辑基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49] 付祥喜：《从融合到分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之关系考论》，《文学评论》2017年5期。

[50] 孟庆澍：《民初文言政论与古文传统——以“甲寅文体”为个案的考察》，《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2期。

[51]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版。

[52]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3] 《励耘学刊》2017年第1辑，学苑出版社2017年6月版。

原文刊载于《斯文》第四辑。转自“京师会文”公众号，仅作学术分享，若有侵权，敬请联系。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