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意义（特稿）

最近，中国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839号（教育类344号）提案答复的函》，明确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一系列测评报告、政策推进并没有让大众神经放松下来。随着而来的，是认知层面的“知”之后，人们对如何做及创设什么样的环境，让心理健康对学生全面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思考。而后者，在中国目前的教育语境和实施经验中，还属于一个较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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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8日上午，一些家长群中讨论上海市长宁区部分学校给四年级以上学生做的心理健康问卷，其中大量测题关于自杀，并涉及自杀的实施细节。问卷题一流出，在家长中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事件的发酵也让我们不仅思考：人们对好教育的追求，它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解层面，还需要做到知行合一，让本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追求全人教育的美好初心不偏离其本质。同时，教育不只局限在一方教室、一个家庭，它还是一股多方合力，共建共教共育的过程。这里面，如何让参与进来的每个人都有意识去推动教育生态更良性发展，同样值得我们的关注。

怎么样让孩子不可逆的成长过程少一些闪失，多一些用心更是值得当下教育者探讨的话题。《看教育EnsightEdu》媒体第一时间联系了两位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院基础教育课程研发主任叶海玲和上缘优势教育创始人、优势家庭教育指导师导师卢文来，探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落地可能性。

在访谈中，两位专家在学生心理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上都给出相同“规则”：

1、爱的原则：无论心理“普查”也好，抑郁症筛查也好，目的都是出于让孩子更健康地生活，而不是为了贴上标签；

2、安全场景：“诊断式”问卷不能滥用，要看到问卷背后的“人”。测评要有场景，有问题针对性，真的发现问题，要基于伦理，做好隐私保密；

3、教育者与家长要有基本素养：离孩子最近的人，才最容易发现孩子的问题。关怀儿童心理健康最根本的方式，是让学校班主任老师与家长具有儿童心理方面的基本素养，提高觉知能力。

4、持续&专业的支持系统：筛查之后的问题。如果没有持续的、专业的、友好的抑郁症及其他心理疾病支持系统，筛查对我们帮助孩子更好生活的目标没有帮助。

以下是我们访谈内容：

全员普测的筛查，颗粒度不用那么细

“学校接受这样的测评，初心是希望能更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但问卷的选择的确不太合适。”上缘优势教育创始人、优势家庭教育指导师导师卢文来在采访中回答道。

的确，学校开始在关注学生学习之外，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让更多人认识到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教育水平一直被称赞的上海，这的确是一件值得肯定、学习的事情。

但是，问卷中多次提及“自杀”、“想怎么死”、“什么时候想死”、 “遗书写没写”等这样的字眼是否合适。记者第一时间向一些关涉此次事件的家长具体了解到长宁区这次使用的量表的细节。从家长反馈到的情况来看，整个问卷，尤其是第四部分(第58-67题必答题)和第五部分(第68-95题选答题)完全引用了Beck自杀意念量表。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经过搜索，记者发现国外权威的线上心理学字典对“Beck自杀意念量表”的定义是："The 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BSS) is a 21-item screening test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who are at risk of committing suicide”，也就是说Beck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有自杀⻛险的病人。

直接借鉴Beck自杀意念量表，给四年级以上学生做为心理健康问卷问题是否合适？

“每个问卷在编定过程中，都有一个适应人群，有些是针对性的，有些是普适性的。而人们可能会针对所要达到的目的去选一些适应的问卷或者量表。”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院基础教育课程研发主任叶海玲老师说道。

和我们熟悉的年级、学段的编制类似，问卷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或者目的做不同的划分。比如说，我们通常看到一些问卷适合12岁到18岁人群，一些问卷适合18岁到65岁人群，有些问卷的话题性比较聚焦，有些则比较宽泛。

生活中，我们常用的多元智能问卷、霍兰德职业测试、盖洛普优势测试等，这些都是关于个性、性格、思维方式等个人特性的问卷。这类问卷测试时长较长，通常有一连串问题集合组成，通过受试者的回答及时反馈结果，问卷应用场景广泛，可以帮助人们从不同视角去发现自身优势，从不同角度实现自我认知。

而在叶老师看来，这种以全校为单位，给学生做大规模的心理健康问卷，遵循的是“先粗放，后精细化”的流程，它有一套更规范更完整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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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颗粒度来划分的话，属于第一阶段的普测，其颗粒度不用那么细，达到粗略排查目的即可。通常，这类问卷的形式或者问题表述都会比较简单，稍微一两道问题，问学生“有没有这个想法”即可。

比如曾经普遍流行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问卷，就是一个测试学生心理健康的普测量表。这个主要有90道题目，通过问题了解学生心理情况，测评学生心理状态。不过，纵观整个90道题目，里面只涉及到一、两道题目，粗略地提了一下学生是否有没有自杀等这样的想法。

叶老师补充说，不同问卷功能不一，面向人群也不一。问卷使用之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而不能拿一份问卷随意重复使用。

量表搜集只是第一步，针对搜集上来的信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数据筛选，也就是数据处理的环节。一般情况下，每个问卷背后都有具体评价指标，研究者选择问卷后，就可以根据对应评价指标，对人群进行筛选和区分。

筛选只是前期阶段，重要的是一对一个性化的访谈。整个访谈过程才是真正的鉴别过程。通常情况下，问卷发放给学生自由填写，很多孩子可能只是图好玩，随便答一答，有的孩子可能是几年以前曾经有过这个想法，现在没有了。

这些东西都需要咨询师在面对面访谈过程当中对学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看一看到底是真阳性还是假阳性，进行更进一步细化的筛选。

在这一阶段会涉及到更多的细节问题，通常是，经过前期的问卷测评、个性化方案之后，已经怀疑这个人有倾向。同时，针对已经怀疑这个人有自杀倾向的情况下，里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化，比如说，针对有自杀倾向做的危机干预，通常会有三级评估。

自杀风险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有想法”，第二个阶段是“我有计划”，第三个阶段是“我为了我的计划已经开始筹备工具，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些是三个不同级别的风险。

抑郁症筛查应遵守基本的道德伦理，

有边界感地敬畏生命

不少参与本次长宁区调查问卷的家长也提出了他们的质疑，比如说，

“问卷登陆用户名为学生的身份证号码。如果是普筛式调研，匿名方式或不涉及身份信息的登陆名是否更为妥当；”

“问卷前六题必答题涉及父母学历、婚姻和家庭年收入，且不说跟问卷本身内容相关性有多高，四五年级的孩子对家庭年收入之类的信息未必了解，即使收集偏差也会很大；”

“涉及这么多隐私信息的问卷，填写前由孩子的监护人书面签字确认似乎更为妥当。”

的确，抑郁症筛查政策微博跟贴下，有多条高赞评论。大家评论的好奇点多集中在：人们对是否可以保护隐私、如果筛查出抑郁症，是否会影响到升学甚至未来就业的担忧等。

可以说，大家存在这样的忧虑并不无道理。如果把抑郁症放进健康档案，即使做到了保密，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对学生接下来的升学、人事录用造成“影响”。更何况，是否会出现某些情况下，人们去为了一个漂亮的成绩单而粗暴地对待一些人和事。

当抑郁症成为一个系统性筛查的目标后，被贴上相关标签的学生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和对待？这些孩子接下来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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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老师看来，筛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中间需要遵循基本的伦理道德，“我们既然选择去做这件事情，尤其是国家层面用政策手段确保实施，都是出于为了让生命成长的更好。”

如何更好地促进生命成长，我们又该如何做到敬畏生命，而不是冰冷的数字、漂亮的成绩？

通过一些客观的标准，把这些需要帮助，但是可能没有办法主动寻求帮助，需要给予支持的人选择出来。但如何通过调查问卷等一系列的流程下来，真正去到需要帮助的这些人面前，也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需要有边界感地敬畏生命。

这个时候，人们通常需要反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我是不是要保密；

第二，在保密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帮助他，让他能够真正的走出来。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叶老师经常会参与走访一些企业的咨询。有的时候，在企业做完员工心理健康咨询后，领导会说，“我们请你们过来，你总归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员工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但叶老师通常都回答说，“我也理解企业是想知道风险在哪里，但我们不会所有信息都会透露。

我们有自己一套危机管理的体系，一旦有风险，就像咨询伦理一样，我们会向不同的群体去开放信息。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要遵循保密原则。”

在叶老师看来，不管是对方主动寻求帮助，还是被动寻求帮助，作为心理咨询来讲，它都有一个基本伦理，即保密原则。

什么情况下，可以突破保密原则？保密的边界在哪里？

“只有两种情况是突破保密的。一种是这个人已经要伤害自己了，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他要去伤害身边的人。”看似这两种突破了保密的原则，但其初衷仍然是为了维护生命，敬畏生命，即让这个人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

同时，在叶老师看来，即便开放信息，这些信息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开放。“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这个人更好活下去，或者让TA身边的人更好活下去。”除此之外，其他的最好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除了调查问卷之外，

学校和家庭可以做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学校承担学生学科学习的功能，而学生人格、品格、情志的发展都是在家庭中完成，但随着现在家庭更关注孩子的成绩，学校也逐渐开始承担孩子的心理建设、人格发展的任务。

在现行的双减政策之下，学校如何更好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使命。

由于经常跟一线学校合作，在卢老师看来，把学生的心理健康责任交给某一位老师，或者学校的心理学老师，都不是合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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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心理出问题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明显的行为偏差，那么，班主任或学校心理老师“肉眼”就能看出来；另一种情况是孩子表面非常正常，非常乖，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实已经有抑郁倾向。当抑郁倾向发展成行为的时候，老师往往还会很惊讶，为什么是TA，TA明明是一个很乖、很安静的学生。

也就是说，调查问卷，作为客观鉴别，它只能算是其中一种鉴别形式。学生心理问题的鉴别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

从主观层面上来说，学校的班主任需要具备心理学的基本素养和知识，学校的老师都需要具备基本的心理学常识，具备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把握能力。这样，老师们能够在平时的教学、课下活动的观察中，以教师的敏感度，觉知、识别学生出现情绪或心理异常的情况。

例如，班级里哪些孩子，最近发生了什么问题，家里有什么变故，或者说，某些同学最近学业突然间下滑的很厉害，行为一反常态，还有一些之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孩子，突然之间变得话很多，情绪很激烈的时候，或者说他以前是一个很外向很活泼的孩子，突然之间他躲到角落里面不动了，不爱主动表达，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了……”这些都需要老师们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看到，能够感知到学生细小的变化，并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以学校为场景的鉴别，可以有很多的形式。

具有安全感、温馨舒适学校文化的建设；开设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教授内容的心理健康课；还可以设立心理咨询室等，这些都能为学生提供心理层面的疏导，同时也让学生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孤独，感觉到委屈的时候，他可以随时找到老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本能，大家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我知道我选择了你确实能够给我带来帮助和价值，我肯定不愿意自己一个人背负着这些东西，很沉重的往前走。”叶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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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老师看来，虽然现在大多数学校都设有心理咨询室，但场域只是容器，重要的还是人。有没有人有效去运转维持这样的功能部门、学校心理学师资的培养、心理学老师与班主任的配合方式等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学生出现问题之前发现问题，而不是等着学生暴露了问题，才去寻找心理咨询师寻求干预。”

通过卢老师一线的观察，她发现目前对学生心理健康关注最深入的学校，通常是做得最完善最细致最用心的，也就是测评、发展教师的“全员心理咨询师”素养、搭建家庭教育系统这三方面都有在认真落实。

的确，家校共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是必要的方式。孩子的成长不仅仅停留在学校的学习场景，家庭层面的养育，更是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环节，是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基石。而作为孩子最为亲密的人，家长是能够清晰感知孩子情绪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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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老师看来，家长不仅要关注孩子成长过程中身体需要的营养，还需要给到孩子充足的心理营养，分别是肯定赞美认同、重视、安全感、接纳、榜样。在卢老师看来，这个做到了，能够增强孩子的独立自主、价值感，让孩子感受到爱和连接，能解决很多事情，包括很多学习力的问题。

和卢老师一样，叶老师也非常重视家长的作用。在叶老师看来，和孩子相处时，家长更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具备情绪觉察力。“尤其是孩子犯错需要被惩罚的时候，家长要主动觉察你到底是在借题发挥，还是说在就事论事。”

如果家长发现越训孩子越生气，越训越委屈，就要开始停下来反思，“你是不是在借题发挥，是自己的压力、委屈没处理好，而不是孩子的问题。”

在叶老师看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不要把孩子看成是一个依附于你，比你小比你弱的一个人儿，而是去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给到孩子犯错、表达情绪的机会。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就不能允许孩子有情绪，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担心孩子有情绪，我们就不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理解为情绪是情绪，事情是事情，我们需要温柔的坚持和委婉的拒绝，良性的沟通交流永远都是必要的。”

采访：吴慧雯

撰文：韩智鑫

主编：吴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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